当然，京城发生的这些糟心事也得跟谁比。

要是实事求是的讲，京城的状况还算好的。

毕竟是直隶治下的首善之区，就在“伟人”眼皮子底下，折腾不出什么太大的圈儿去。

再闹腾，老百姓心里的怨气儿再大。

顶天儿的程度，也就是5月19日，因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赛小组赛中，国足对香港队失利，发生的那一场对外国人的社会骚乱了。

虽说这是一件绝对负面性，大丢国格的事件。

而且因突发性，事态一度失控，导致一位香港队员受了伤。

可首都民警出警速度，调配手段也是高效率的。

由于公安部门积极维持秩序，依法拘留了肇事者，而且道歉及时。

这场风波顺利平息，并没对公共财物和国际声誉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。

更何况毕竟京城还是共和国的文化中心。

在精神享受上的多元性，怎么也要比其他地方更好一些。

比如说吧，春节后仅发行了一千套的洁本金瓶梅，就是只有京城人才能独享的特权。

虽说需要在文艺部门任职处级以上的资格，才能购得，可不是还能托人代买或是借阅嘛。筆趣庫

这比起1959年只供给部级以上，已经算是购买权的大大下放了。

像洪衍武就让杨卫帆代为购买了两套，一套赠予常家，一套自己看。

洪衍文也托何介夫买了一套。

若是其他城市，即使一把手想一睹为快也难啊。

因为还轮不到掌握这个信息呢，就早就卖没了。

还有4月10日，当代最有名的英国“威猛乐队”，作为第一支访华的西方流行乐队，演出唯一地点也是在京城。

由乔治迈克尔和安德鲁维治利这俩帅小伙儿构成的二人组，他们在华最知名的歌曲是无心快语和最后圣诞。

别看原本定为五元人民币的票价，黑市竟被炒到了二十五元一张。

可别的地儿的人，想花大价钱来看还没这个机会呢。

所以最走运的，怎么都得说洪衍武的亲朋好友们。

这小子可是票务上的祖宗啊，打一开始看见京城晚报刊登的广告。

就让“小百子”走过去倒票的关系，去找“天桥剧场”的熟人拿了票。

还没开始发售呢，就已经把最好的二十个座儿给预订了。

结果现场他们是组团前去啊，在最好的位置，享受了一场绝对国际水准的演出。

别说其他人几乎兴奋了一晚上，就连杨卫帆、成琳这俩专业歌唱演员都看得高兴极了，连称大有收获。

总而之，这个年代的京城正因为其政治上的独特性，受到国际和全国眼光的普遍关注。

又有“伟人”这个果敢英明的掌舵人坐镇。

任何负面的事件都是最先施以手段来控制、来纠正、来改善的。

而反过来，积极意义的政策又是最先实行，让老百姓得以享受的。

毫无疑问，这是京城人最得享福的年代，这个城市稳居全国头份儿。

此时天安门散发的光芒，故宫琉璃瓦上的璀璨，哪怕沪海、花城和特区也要黯然失色。

绝不会有什么真正天怒人怨的灾难，和危害到百姓生计和社会秩序的事件发生。

与之相比，其实真正闹得凶的还还得说是天高皇帝远的异地。

比如说把，海南就因为地方领导的胆大妄为，任意胡来，滥用了上头给予的自主权。

促使走私进口商品的局面到达了失控和严重危害国家经济的的地步。

于是等到纸里包不住火的时候，秋后算账的时候到了。

上层震怒下，海南倒卖汽车案受到公开通报，一切违法行为被勒令立刻停止。

然后在严厉的追究打击之下，走私商品不但全部抄没，参与其中的众多官员无论职位多高，都被追究了相关责任。

于是赔钱的赔钱，丢官卸职的丢官卸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