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解构与重构：论＜我嘅幸福＞对存在主义诗学的粤语表达》

文\\阿蛋

一、粤语方的诗性突围：日常语的陌生化重构

在当代诗歌普遍追求晦涩隐喻与先锋技巧的语境下，树科的《我嘅幸福》以极具地域特色的粤语方撕开了一道通往诗歌本真的裂缝。诗人采用粤语口语中常见的“好多好多嘅”“唔”“乜系”“仲有噃”等词汇，将日常对话直接移植入诗歌文本，这种看似未经雕琢的语选择，实则暗合俄国形式主义“陌生化”理论。什克洛夫斯基强调“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象那样，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”，粤语方的运用打破了普通话诗歌固有的语惯性，使读者在熟悉又陌生的语环境中，重新审视“幸福”这一被过度阐释的哲学命题。

这种方写作并非简单的地域文化符号堆砌，而是通过语的在地性重构诗歌的表意系统。“幸福几钱一斤?？”以市井交易的计量方式质问抽象概念，消解了“幸福”的形而上崇高性。正如巴赫金在《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》中提出的“对话理论”，诗人通过与众人的语交锋，构建起多维的意义场域。粤语中特有的语气词“?”“噃”，不仅增强了对话的现场感，更赋予文本强烈的口语节奏，使诗歌在朗诵时产生独特的韵律效果，形成与书面语诗歌截然不同的听觉美学。

二、追问与反诘：存在主义诗学的现代性困境

《我嘅幸福》本质上是一首存在主义诗歌，诗人以连环追问的方式，将“幸福”这一命题置于现代性困境的显微镜下。海德格尔在《存在与时间》中指出“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”，诗中“你幸福唔幸福？”“你知唔知，乜系幸福？”的反复诘问，实则是对存在者状态的深度叩问。幸福不再是柏拉图式的理念世界产物，而是回归到每个具体存在者的生命体验之中。

当诗人发出“幸福贵唔贵？幸福几钱一斤?？”的质问时，实则揭示了消费主义时代对精神价值的异化。本雅明在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》中提出的“灵韵消逝”理论，在此得到具象化呈现。幸福被量化为可以交易的商品，其本质的不可说性被粗暴的物质价值所替代。这种追问不仅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，更是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诗意解构。

三、复数的幸福：个体经验的差异性书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