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一九四二年，河南发生大灾荒。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，用一盘黄豆芽和两只猪蹄，把我打发回了一九四二年。

当然，这顿壮行的饭，如果放到一九四二年，可能是一顿美味佳肴；同时就是放到一九四二年，也不见得多么可观。

一九四三年二月，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记者白修德、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记者哈里逊?

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，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，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，宴请两位外国友人的菜单是：莲子羹、胡椒辣子鸡、栗子炖牛肉、豆腐、鱼、炸春卷、热馒头、米饭、两道汤，外加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。

这饭就是放到今天，我们这些庸俗的市民，也只能在书中和大饭店的菜本上看到。

白修德说，这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。我说：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。

但他又说，他不忍心吃下去。我相信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，决不会像白修德这么扭扭捏捏。

说到底，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，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。但吃的问题应该仅限在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身上。

我估计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县以上的官员，都不会发生这种问题。

不但不存在吃的问题，性的问题也不会匮乏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当我顺着枯燥泛出霉尿味的隧道回到一九四二年时，我发现五十年后我朋友把他交给我的任务的重要性，人为地夸大了。

吃完豆芽和猪蹄，他是用一种上校的口气，来说明一九四二年的。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，河南发生大旱灾，景象令人触目惊心。

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。大旱之后，又遇蝗灾。灾民五百万，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。

“水旱蝗汤”，袭击全省一百一十个县。灾民吃草根树皮，饿殍遍野。

妇女售价累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，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。寥寥中原，赤地千里，河南饿死三百万人之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