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没死的呢？”

姥娘：

“还不是逃荒。你二姥娘一股人，三姥娘一股人，都去山西逃荒了。”

现在我二姥娘、三姥娘早已经不在了。二姥娘死时我依稀记得，一个黑漆棺材；三姥娘死时我已二十多岁，记得是一颗苍白的头，眼瞎了，像狗一样蜷缩在灶房的草铺上。他的儿子我该叫花爪舅舅的，在村里当过二十四年支书，从一九四八年当到一九七二年，竟没有置下一座像样的房子，被村里人嘲笑不已。放下二姥娘、三姥娘，我问：

“姥娘，你呢？”

姥娘：

“我没有逃荒。东家对我好，我又去给东家种地了。”

我：

“那年旱得厉害吗？”

姥娘比着：

“怎么不厉害，地裂得像小孩子嘴。往地上浇一瓢水，‘滋滋’冒烟。”

这就是了。核对过姥娘，我又去找花爪舅舅。花爪舅舅到底当过支书，大事清楚，我一问到一九四二年，他马上说：

“四二年大旱!”

我：

“旱成甚样？”

他吸着我的“阿诗玛”烟说：

“一入春就没下过雨，麦收不足三成，有的地块颗粒无收；秧苗下种后，成活不多，活的也长尺把高，结不成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