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名字只出现在一次市政公示上，那个名字旁边写着：“调离岗位，参与风险项目专项治理行动，评级：优秀。”

过了几年，镇政府换了新办公楼，那块白板没带走，留在了老楼，后来变成了一间储物间，堆满杂物。

再后来有人清理旧楼，白板后面掉出来一张黄色便签，上面只写了六个字：

可追，可交，可查。

镇里没有人再提那件事了。

但有一个老书记在茶余饭后跟新人讲的时候说：

“我们镇以前来过一个书记，那人一根筋，没背景，没后门，查账查出大祸事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啊——他把所有账都还清了。”

“那他去哪了？”

“去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——现在没人敢乱批编号了。”

三年后，张浩东没有再出现在任何政绩总结的名单里。

他没有提拔，也没有落马。就像风暴之后，最先沉到水底的那块石头，不再起浪，也没人再记起。

有人说他去了市发改委，天天泡资料室，对着报表坐一天不说一句话。有人说他调去某专项组挂了个虚职，工资正常发，就是没人见过人。

只有少数人知道，他现在人在江南，靠着一笔省里的调研资金，在一所小城市当起了“基层治理优化”课题组的顾问。

他每天上午写材料，下午带年轻人去街道办、社区居委会调研，有人问他累不累，他说：

“这活儿比当镇书记轻松。”

有媒体想采访他，他拒绝了；也有人托人给他写书，把育才楼那一战当成“改革范本”，他也没点头。

张浩东说：“事情过去了，还写它干嘛？”

有人问他，你不想让更多人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

张浩东笑了笑，说：“知道有用？我写清楚了编号，他们就能不造假吗？”

没人能答上来。

但这事没彻底过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