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节：不存在的活人
2024
年六月，骄阳似火，炽热的阳光毫不留情地烘烤着大地，将民政局的玻璃门烤得仿佛能烫伤人的手。陶明，这位年逾六十的老人，紧紧攥着那本磨出毛边的身份证，手心不断渗出的汗水洇湿了塑料外壳。他一脸焦急地站在退休手续办理窗口前，第三次重复着自己的名字：“同志，我叫陶明，户籍地江阴市五星街道，1964
年生人。”
窗口后的年轻姑娘戴着一副精致的眼镜，她微微皱眉，手指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敲击着。屏幕上的光标快速跳动了三下，却突然定格成了刺眼的红色。她咬了咬嘴唇，似乎在艰难地斟酌着该如何措辞，犹豫片刻后说道：“大爷，系统显示……
您的户籍状态异常，登记为……
宣告死亡。”
陶明的耳朵仿佛被重锤猛击，“嗡”
地一声巨响，整个人瞬间愣住。他手中的退休申请表像一片轻飘飘的树叶，缓缓飘落在地。“你说啥？”
他难以置信地凑近窗口，老花镜顺着鼻梁滑到了鼻尖，瞪大了眼睛，“我这不活得好好的？昨天还在工地搬砖，今天就成死人了？”
他这一嗓子，引得大厅里的人纷纷侧目。众人的目光中，有好奇，有惊讶，更多的是疑惑。一位身穿制服、身姿挺拔的保安迅速走了过来，他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，客气地将陶明扶到休息区，说道：“大爷您别急，可能是系统出问题了。”
说着，他转身倒了杯热水，递给陶明，关切地问道：“您记得最后一次用身份证是什么时候？”
陶明捧着搪瓷缸的手不由自主地开始微微颤抖。最后一次？他努力回忆着，思绪像脱缰的野马，一下子穿越回了
1995
年那个秋风瑟瑟的秋天。在法院的调解室里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他愤怒地将身份证重重地拍在桌上，大声吼着：“这婚必须离！”
那时的钱芳哭得眼睛红肿，像两颗熟透的桃子，母亲则在走廊里急得直跺脚。而他，揣着离婚证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法院，从此便再也没回过江阴。
这二十年，对陶明来说，就像一场混沌不堪的梦。他背井离乡，四处漂泊，在广州的工地上，烈日高悬，他弯着腰，一块一块地搬着沉重的砖头，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，滴落在滚烫的地面；在义乌的小商品市场，他守着一个小小的摊位，每天迎来送往，为了生计低声下气地与人讨价还价；在厦门的渔船上，海风呼啸，他在摇晃的甲板上，帮着渔民们忙碌，咸涩的海水溅在他的脸上，模糊了他的视线。他换过十几个手机号，那些号码就像他漂泊的足迹，一个个被岁月遗忘。他住过无数个没有窗户的隔间，狭小、阴暗，仿佛是城市的角落中被遗忘的存在。直到上个月，在脚手架上，他一脚踩空，重重地摔了下来。包工头给了他一笔补偿金，无奈地说他年纪大了，不适合再干重活。那一刻，他才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已经到了该退休的年纪。
“我要查清楚。”
陶明把搪瓷缸重重地放在桌上，水渍溅到了他那磨破的解放鞋上，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坚定，“我妈还在不在？我儿子……
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保安看着他那微微佝偻的背影，心中一动，突然想起上周社区发的寻人启事，上面说有位马老太临终前还在念叨着失踪的儿子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拨通了街道办的电话。
第二节：尘封的死亡判决
街道办里，王主任是个微胖的中年女人，她为人热情，做事认真负责。当她得知陶明的事情后，立刻在档案室里翻找起来。档案室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的气息，灰尘在透过窗户的光线中肆意飞舞。她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个积灰的档案袋，刚一打开，抽屉里的樟脑丸味就呛得人直打喷嚏。“陶明是吧？”
她一边说着，一边抽出那份泛黄的判决书，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不清，像是岁月在上面留下的斑驳痕迹。“2005
年，你母亲马淑珍申请宣告你死亡，法院判了。”
陶明的手指轻轻抚过
“宣告死亡”
这四个字，纸页脆得仿佛轻轻一用力就会碎掉。他的声音有些颤抖，问道：“我妈……
她啥时候没的？”
“前年冬天走的，走的时候八十七岁。”
王主任说着，递给他一张照片。照片上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，她坐在轮椅上，面容憔悴却又带着一丝期盼，怀里紧紧抱着个相框。“这是她最后一张照片，怀里抱的是你的身份证复印件，二十多年了，一直带在身上。”
陶明看着照片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泪水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，砸在照片上，晕开一小片水渍。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，那时候，母亲总是满脸骄傲地把他的奖状贴在堂屋最显眼的地方，逢人便夸自己的儿子；想起离婚那天，母亲紧紧拉着他的胳膊，声音带着哀求：“回家吧，妈给你做红烧肉。”
而他却狠狠甩开母亲的手，摔门而去，母亲那绝望的哭声，像一根尖锐的针，扎在他的后背，整整二十年，从未停止过刺痛他的心。
“我妈为啥要告我死了？”
他哽咽着，声音里满是痛苦和不解。
王主任轻轻叹了口气，又从档案袋里抽出一沓寻人启事。有
1996
年的《江阴日报》，上面刊登着寻找他的启事，字迹已经有些褪色；1998
年的电台广播记录，那密密麻麻的文字仿佛在诉说着母亲的焦急；2000
年的派出所报案回执，记录着母亲为了找他所做的努力……
最后是
2005
年的申请书，母亲的字迹抖得厉害，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她全身的力气：“吾儿陶明，失踪十年，音信全无，恳请法院判其死亡，使家人得以安宁……”
“那时候你儿子陶小军刚上高中。”
王主任望向窗外，像是在回忆过去，“马老太身体不好，又要供孙子读书，家里的老房子被开发商惦记着，不办死亡证明，房产证都没法过户。”
陶明这才注意到，档案袋里还有份房屋赠与协议。2006
年，母亲把老城区的两间平房赠与了陶小军，落款处按着鲜红的指印，那鲜艳的红色，仿佛是母亲那颗滴血的心。“我儿子……
他现在在哪？”
“在深圳做程序员，去年还回来过一次，给马老太上坟。”
王主任翻出个通讯录，“这是他的电话，不过……”
她顿了顿，眼中闪过一丝犹豫，“他可能不知道你还活着。”
电话接通时，陶明的心跳陡然加快，像擂鼓一般，震得他胸口发疼。“喂？哪位？”
听筒里传来年轻男人的声音，带着点不耐烦。
“小军……
我是爸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，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。突然，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，紧接着是陶小军愤怒的吼声：“你胡说！”
他的声音尖锐得像要劈裂空气，“我爸早就死了！法院都判了！”
“我没死，小军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“骗子！”
电话被狠狠挂断，嘟嘟的忙音像一把重锤，一下一下地敲打着陶明的心。他再打过去，已经是忙音，那单调的声音仿佛在宣告着他与儿子之间那道深深的隔阂。
他瘫坐在椅子上，眼神空洞地看着窗外掠过的麻雀，突然觉得这世界变得如此陌生。他明明活着，却被宣告死亡；他满心期待着回家，可家却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，一切都变得那么遥远，那么遥不可及。
第三节：复活的代价
法院的调解室，这个曾经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地方，和二十年前相比，似乎没什么两样，只是墙上的标语换了。陶明坐在原告席上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看着对面穿着西装的陶小军，一瞬间，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
——
一样的倔强，眼神里一样带着防备，就像一只受伤的刺猬，竖起尖刺，保护着自己。
“我妈走的时候，你在哪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