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更加让他们担忧。

但在那之后半年里的某天，定期回家的女儿姜骄突然“失联”。

留给老两口的，只有一条，“参与国家绝密长期项目，归期不定，勿念，勿寻”的口信。

（姜骄失踪，口信其实是后勤部伪造。）

顾文峰凭着警察的直觉，试图问出点什么。

但得到的永远是标准而温和的回答：

“这是为了保障姜骄同志能心无旁骛地工作，也是国家对她贡献的重视和感谢。

请二老安心生活，就是对姜骄同志最大的支持。”

时间久了，惶恐慢慢沉淀下来。

在两人之中，变成了一种沉重而心照不宣的猜测。

顾文峰的推断，基于他几十年的工作经验，以及处理过的一些涉及牺牲干警家属的善后案例：

规格极高的保密安置、无微不至的生活保障、对相关信息的高度敏感和回避

这些迹象串联起来，指向一个他不敢深思却又觉得最符合逻辑的结论——

女儿执行的，恐怕是那种有去无回、身份必须绝对隐去的终极任务。

她很可能已经牺牲了。

国家出于愧疚和补偿，以及对烈士家属的保护，才如此安排他们。

至于那些“项目顺利进行”、“姜骄同志一切安好”的定期通报，不过是善意的谎。

是为了让他们还能有个念想，不至于彻底崩溃。

他开始在深夜失眠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，眼神空洞。

性格敏感的他，把这份沉重的“明了”死死压在心底，不敢对性格刚烈的妻子透露半分。

他只能更加沉默。

更加细心地打理妻子和这个“临时的家”。

努力扮演一个“被蒙在鼓里”、只是有些思念女儿的父亲。

顾文峰甚至违背了自己的原则，偷偷托以前的老关系，想打听点风声。

却一无所获。

这反而更证实了他的某些猜测——保密层级太高了。